(45)同前注⑦，习近平书，第130页。

（一）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的羁束性准则依据 羁束性准则依据往往由法律规范严格规定，行政机关必须依循并采取行动，没有裁量自由。又如，《图书馆法》第13条之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规定，第14条之公共图书馆、图书室规定，第15条之公共图书馆设立条件规定，第28条之配备防火、防盗等设施和采取专门的保护措施规定，第31条之总分馆制规定，第34条之少年儿童阅览区域、少年儿童图书馆和适合其需要的文献信息、无障碍设施设备规定，第39条之流动服务设施、自助服务设施规定，第40条之公共图书馆数字服务网络规定。

则应围绕该核心功能并结合不同设施的专业特色，来予以凸显而重点保障实现。进而立足于相关规范客体的同类、同质要素特征以及所涉事实或个案的法律性质界定[32]，来展开相应的定量、定性结合分析。[20]张乃根：《哈特的规则分析理论》，载《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其中，文献信息并提供查询、借阅、社会教育、全民阅读与国家图书馆功能之规定即明确了公共文化设施在文化资料收集、保存、传播、教育方面的主要文化服务功能。此外，还需充分考虑服务对象特殊性、服务区域差异性等因素，通过实证调研、第三方评估等方式来获取相应动态信息而适时调整。

一方面，就核心功能而言。四、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设施建设模式权威要义 基本文化权益保障的设施建设模式权威要义旨在于作为基本文化权益保障定性基准的公共文化设施条款指引下，设定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标准样式，从而为后续该类设施的持续性建设活动，提供可参照乃至可复制的可预测性模式指引。秦汉因此在刑事法方面获得长足发展，古罗马则明显更偏重民事法领域。

随着罗马的扩张，在共和晚期和元首制时期，在被征服地区通行各种地方法。到塞维鲁时期，甚至可刑讯证人。这与各自的政治权力结构密切相关，而且各维度之间也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相互影响。(131)在民事法领域，行省的罗马执法官也不必严格拘泥既有规则。

中国帝制时期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民事性事务的规范制定和纠纷处理方面都倾向于采取退却和相对放任的态度，(105)是因为采取国家主导的模式处理案件对基层官府是巨大负担，(106)倒逼官方不得不放弃对一些民事细故的干预，以便将资源集中于其他问题的充分解决。参见Geoffrey MacCormack,"The Liability of the Judge in the Republic and Principate," pp.12-15,27; Alberto Burdese:《罗马法中的法官责任》，贾婉婷译，费安玲编：《学说汇纂》第3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第140—141页。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16页) (98)J.A.Crook,Law and Life of Rome,p.169. (99)参见籾山明：《中国古代诉讼制度研究》，李力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36—141页。君主制时期的行省总督任职情况也大致如此。参见Clifford Ando,Imperial Ideology and Provincial Loyalty in the Roman Empir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37)罗马帝国对行政管理者的投入仅占其财政支出的15%。(64)Jacobine G.Oudshoorn,Relationship between Roman and Local Law in the Babatha and Salome Komaise Archives,Leiden:Brill,2007,pp.204-205. (65)James Q.Whitman,"Western Legal Imperialism:Thinking About the Deep Historical Roots," Theoretical Inquiries in Law,vol.10,no.2,2009,pp.315-317. (66)J.A.Crook,Law and Life of Rome,p.284. (67)Wolfgang Kaiser,"Justinian and the Corpus Iuris Civilis," in David Johnston,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oman La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p.119-148. (68)参见H.F.乔洛维茨、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第470—479页。

司法中普遍由当事人自诉，当事人和辩护人在事实确认、程式设定和法律解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裁判权则由裁判官和社会性的承审员分担。(55)律令之外，西汉中期以后春秋决狱兴起，儒家经义对司法产生直接影响，但只是在功能的意义上发挥解释法的原则指引作用，并未获得法的形式。相比而言，在古罗马某些时期，国家权力能相对做到民刑兼顾，将更多问题纳入法的范畴，不是因为其资源更丰富或国家调配力更强，而是由于其借助地方自治、当事人主导、承审员审判等各种官民结合的方式，使社会成员在法的运行中广泛分担诉讼的资源压力，国家权力因此能在形式上广泛、实质上浅表性地处理各类社会问题。(14) 古罗马的政治权力结构在不同时代有所变化。

(104)因此，在程序性要素的决定性作用下，秦汉普遍推行的国家主导、刑威解纷的执法模式，使法呈现出刑事化的特色。(107)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pp.516,520-522. (108)Benjamin Kelly,Petition,Litigation,and Social Control in Roman Egypt,pp.123-167. (109)David Johnston,Roman Law in Contex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9-11. (110)白阳：《优礼与管控之间：清代错案责任双轨制之形成及其原因探析》，《交大法学》2020年第3期。

(59)参见H.F.乔洛维茨、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薛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2—33、112页。(33) 秦汉集权与古罗马相对分权的不同政治权力结构，在历史渊源上基于中国的天下国家观念与古罗马城市国家理念的差别，(34)也是两大帝国不同形成路径的结果。

(104)在英格兰法上，刑事案件称为国王的控告(crown pleas)，因为被告的行为被认为妨害了国王的安宁，因此由国王个人对其提起控告。参见Teemu Ruscola,Legal Orientali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 ④……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随着君主制时期的集权强化，有限的资源无力应对庞大的社会需求，因而导致诉讼费用昂贵和效率低下。他们颁布告示，并与作为当事人法律顾问的法学家互动，通过设定程式，建构起裁判官法的有效运行机制。(42)文帝的刑期制改革，某种意义上可被理解为在官有劳动力已经过剩的背景下减少政府财政压力的配套举措。(112)如果行为无明显过错、也未造成死罪后果，则不承担司法责任。

(70)同时，公元2、3世纪塞维鲁(Severus)时代的这些古典法学家具有相当独立的职业理想、地位和影响力，即使供职于宫廷，也并没有听命于政府的压力。参见弗朗切斯科·德·马尔蒂诺：《罗马政制史》第2卷，薛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4—317页。

秦汉时代进行统一民事立法的条件并不具备。秦汉的集权体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理念。

一方面，秦汉帝国通过中央财税体系来支持数量庞大的官吏薪资等政府运行的支出。汉2.4尺，约55厘米)的特长简，在载体形式上获得了与儒经同样的尊崇地位。

(《清实录》卷498，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丙申上谕，清内府抄本) ⑤关于中西方法概念差别与早期国家不同形成方式的相关性探讨，参见梁治平：《法辨》，《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近年来，这种现象已引起一定反思。(95)在古代中国，刑法由国家垄断执行，而民事领域则依靠非政府但专业化的机制形成、由民间和政府共同执行的礼来主导和调整。确定何种行为和纠纷涉及公共利益而应由国家权力介入，何种仅涉及当事人私利而可意思自治，时空不同会产生相当大的差异，主要基于国家如何定义其管理职责的边界。

一切取决的关键，究其终极，乃在人主的心意。(58)这显示儒学已见重于时，而律令文的修习仍受到相当重视。

因此，如何更具有主体性和建设性地理解中华法及其背景，是不可绕行的时代之问。(23) 在罗马帝制后期的君主制阶段，与秦汉制度相比，其权力结构属于准集权形态，二者存在相当程度的类似性。

⑩在前代爵制基础上，官僚等级制度日臻成熟。(110)这种责任采取客观归责标准，即只要对刑罚的裁断与上级认定的标准不同，下级司法官就要承担责任、受到处罚。

在秦汉体制下，明主治吏不治民(《韩非子·外储说下》)，律令等成文法细密周详地列出各种罪类及逐一对应的刑罚，主要不是为普通民众提供规则指引和权利保护，而是给官僚的执法规则，以限制其裁量权。不同历史时期罗马法的形式渊源印证了政治权力结构对其发展和变化的重要作用。(83)在民事司法中，元首制时期埃及行省的法官并不总是扮演中立裁判者的角色，而是会表达强烈的态度，如训斥当事人，或威胁、甚至实际施用刑罚。地方相当程度上自治、地方权力具有多元结构。

辨中外之异，注重比较的方法。(35)Alan K.Bauman et al.,eds.,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p.603. (36)古罗马通过政治实践及意识形态宣传，以实现帝国统一和地方忠诚的认同感，但其并未形成统一的官方意识形态理论体系。

(40)一个县级官府就有四五千人的庞大刑徒群体供其役使，当时国家权力所集中的人力资源规模可见一斑。(63)同时，在共和时代及元首制时期，万民法和地方法等各种法律样态与市民法并存，也体现了法律渊源多元的特色。

秦汉司法的国家主导模式使当事人地位更为平等，罪罚方式也使他们对于涉讼有更多顾虑，相应降低了对私法的需求程度。(44)当然，在冷兵器时代，对刑徒的管控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反过来也会促使国家必须掌握更多的资源来保障机制运行的顺畅与安全。